孔雀东南飞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广东这片热土吸引了大批外地人才，他们扎根成为“新客家”。如今，这批“新客家”很多已步入中年，家乡父母更是垂垂老矣。说起思亲之苦，他们有道不尽的感触……

真情故事

改革开放后至上世纪末，广东曾经出现三次人才“孔雀东南飞”高潮：一是改革开放初期“百万人下广东”，二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放开搞活及海南特区开发阶段，三是在1992年小平南巡前后。如今人到中年的“新客家”，多数就是这期间来到广东的。连日来，羊城晚报记者采访到多个真实故事，可一个侧面反映他们尽孝的急切心情。

父母依恋的眼神最让人揪心

儿女有心尽孝，父母不愿出来，让很多事业有成的“孔雀”徒呼奈何。

某省直文化单位的范大姐是广西人，上世纪90年代初来到广东，现在这边各种条件都比较好，很想接父母出来，可是父母不愿麻烦子女，他们的理由是：在广西老家看病有医保，到了广州就不能享受。父母不愿出来，范大姐整天牵肠挂肚。老人在老家原来住六楼，上下楼梯跌了几次跤之后，范大姐夫妇俩咬牙东拼西凑加贷款花了40万元买了一楼的房子。范大姐笑言，想不到自己临退休，还得为老人家再做一回“房奴”。

父母毕竟年经大了，近半年来由于病痛住了几次医院，范大姐夫妇只能想办法放下广州这边的事情，赶回老家去照顾他们。每次回去，总感觉老人对自己的依赖又增加一重，回广州告别一刻父母留恋的眼神，让她揪心不忍。“我很有一种‘子欲孝而亲不在’的紧迫感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现在我们的天地在广州，不可能搬回去呀。”

频繁返乡最怕自己也走不动

即使家乡老人有人照顾，作为子女的也放心不下。

40多岁的刘先生是湖南人，在广州某银行工作，经过多年打拼，现在在这里有车有房。父母都已年过七旬，刘先生曾经想过在广州购房接出来，但现在动辄每平方米过万元的房价让他无奈地放弃了这一计划，他出钱在县城附近买了一幢“农民屋”，让姐姐一家搬进来同住。虽然有人照顾，刘先生总是放心不下，每年要开车回去四五趟。有一次，父亲跌伤，他请半天假一路狂奔回去安顿好，第二天又要开车赶回广州。

随着年纪增大，刘先生感觉自己的精力也大不如前了，一个人开车回去就很疲劳：“我们会变老，他们将更老，将来怎么办？”

有苦无处诉唯有埋心底

父母一方愿出来，另一方不愿出来，那更是难办。

来自四川的郭先生年近40，大学毕业来广州工作，现在已是一家机电企业的中层干部。父亲已年过70，母亲60多岁。他一直想把他们接出来，母亲愿意出来，也比较习惯，但父亲就不太习惯，住了不到两个月一个人回了老家。恰好这时，小孩支气管炎住院，自己工作日忙夜忙，母亲又因为父亲回老家很不安心。一向坚强的郭先生打电话，希望父亲能出来，说着说着就流下眼泪。父亲听到他哭了，马上出来，但“形势”稍为好转，又回去了，结果母亲也不得不回去。郭先生很是无奈。

让郭先生更苦闷的是，自己的压力找不到人去疏解：“在单位肯定不能说，在家里说多了老婆也烦，工作繁忙与朋友聚得少也不可能多说，唯有自己默默担着。”

儿女在外做不了太多 何妨先多打几个电话

这种思亲之苦现在比较突出，引来很多人的共鸣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人们还在为钱奔忙的时候，不大重视这些东西，现在物质条件好了，就把家庭、亲情、健康等看得更重了。这些为人子女的，特别是中年子女都有报答父母的想法。他们在城里打下天地，不可能回到父母身边，报答方式很多是想把父母请出来。但是，父母亲特别是来自农村的，因两地环境差别很大，对城市不适应。而且老人家一般都有怕孤独的心理，希望有人聊聊天，但子女各忙各的，大城市邻里关系一般都比较淡，物质条件再好，他们也未必住得惯。

现代社会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淡之际，恰好就是这种亲情最重要的时候，问题自然更加突出了。

从完善机制的角度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是当务之急。由于目前区域发展不平衡，城乡差别仍然较大，而且由于城市住房等各种条件所限，把父母都接出来也不现实，远在乡下的父母一辈除了“养儿防老”，需要一种养老保险制度的可靠保障。这需要财政加大投入的力度。另外，在社保制度接轨上，也应有所作为。如异地医保的就医问题，在结算上仍然很麻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