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雀东南飞。改革开放以来,广东这片热土吸引了大批外地人才,他们扎根成为“新客家”。如今,这批“新客家”很多已步入中年,家乡父母更是垂垂老矣。说起思亲之苦,他们有道不尽的感触……
真情故事
改革开放后至上世纪末,广东曾经出现三次人才“孔雀东南飞”高潮:一是改革开放初期“百万人下广东”,二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放开搞活及海南特区开发阶段,三是在1992年小平南巡前后。如今人到中年的“新客家”,多数就是这期间来到广东的。连日来,羊城晚报记者采访到多个真实故事,可一个侧面反映他们尽孝的急切心情。
父母依恋的眼神最让人揪心
儿女有心尽孝,父母不愿出来,让很多事业有成的“孔雀”徒呼奈何。
某省直文化单位的范大姐是广西人,上世纪90年代初来到广东,现在这边各种条件都比较好,很想接父母出来,可是父母不愿麻烦子女,他们的理由是:在广西老家看病有医保,到了广州就不能享受。父母不愿出来,范大姐整天牵肠挂肚。老人在老家原来住六楼,上下楼梯跌了几次跤之后,范大姐夫妇俩咬牙东拼西凑加贷款花了40万元买了一楼的房子。范大姐笑言,想不到自己临退休,还得为老人家再做一回“房奴”。
父母毕竟年经大了,近半年来由于病痛住了几次医院,范大姐夫妇只能想办法放下广州这边的事情,赶回老家去照顾他们。每次回去,总感觉老人对自己的依赖又增加一重,回广州告别一刻父母留恋的眼神,让她揪心不忍。“我很有一种‘子欲孝而亲不在’的紧迫感,可又有什么办法呢?现在我们的天地在广州,不可能搬回去呀。”
频繁返乡最怕自己也走不动
即使家乡老人有人照顾,作为子女的也放心不下。
40多岁的刘先生是湖南人,在广州某银行工作,经过多年打拼,现在在这里有车有房。父母都已年过七旬,刘先生曾经想过在广州购房接出来,但现在动辄每平方米过万元的房价让他无奈地放弃了这一计划,他出钱在县城附近买了一幢“农民屋”,让姐姐一家搬进来同住。虽然有人照顾,刘先生总是放心不下,每年要开车回去四五趟。有一次,父亲跌伤,他请半天假一路狂奔回去安顿好,第二天又要开车赶回广州。
随着年纪增大,刘先生感觉自己的精力也大不如前了,一个人开车回去就很疲劳:“我们会变老,他们将更老,将来怎么办?”
有苦无处诉唯有埋心底
父母一方愿出来,另一方不愿出来,那更是难办。
来自四川的郭先生年近40,大学毕业来广州工作,现在已是一家机电企业的中层干部。父亲已年过70,母亲60多岁。他一直想把他们接出来,母亲愿意出来,也比较习惯,但父亲就不太习惯,住了不到两个月一个人回了老家。恰好这时,小孩支气管炎住院,自己工作日忙夜忙,母亲又因为父亲回老家很不安心。一向坚强的郭先生打电话,希望父亲能出来,说着说着就流下眼泪。父亲听到他哭了,马上出来,但“形势”稍为好转,又回去了,结果母亲也不得不回去。郭先生很是无奈。
让郭先生更苦闷的是,自己的压力找不到人去疏解:“在单位肯定不能说,在家里说多了老婆也烦,工作繁忙与朋友聚得少也不可能多说,唯有自己默默担着。”
儿女在外做不了太多 何妨先多打几个电话
这种思亲之苦现在比较突出,引来很多人的共鸣,原因是多方面的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人们还在为钱奔忙的时候,不大重视这些东西,现在物质条件好了,就把家庭、亲情、健康等看得更重了。这些为人子女的,特别是中年子女都有报答父母的想法。他们在城里打下天地,不可能回到父母身边,报答方式很多是想把父母请出来。但是,父母亲特别是来自农村的,因两地环境差别很大,对城市不适应。而且老人家一般都有怕孤独的心理,希望有人聊聊天,但子女各忙各的,大城市邻里关系一般都比较淡,物质条件再好,他们也未必住得惯。
现代社会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淡之际,恰好就是这种亲情最重要的时候,问题自然更加突出了。
从完善机制的角度,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是当务之急。由于目前区域发展不平衡,城乡差别仍然较大,而且由于城市住房等各种条件所限,把父母都接出来也不现实,远在乡下的父母一辈除了“养儿防老”,需要一种养老保险制度的可靠保障。这需要财政加大投入的力度。另外,在社保制度接轨上,也应有所作为。如异地医保的就医问题,在结算上仍然很麻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