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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年人怎么也背上了二孩压力

作 者: 来 源: 时 间:2016年04月14日     

每个家庭在作各种规划的时候,都只能靠自己,靠最亲近的人。一旦哪一个环节跟不上,就搞得被动不已。

我家楼下的王大妈每天推着瘫痪的老伴散步,以前总是有说有笑,最近情绪明显低沉。一问才知道,都是被“放开二孩”闹的——住北京的二儿子说,媳妇又怀孕了,规划好了,等生下来得老太太去给带孩子,老爷子这边雇个24小时家政服务。王大妈则说,咋也不能把老伴撇下,想自己出钱请儿子在北京雇保姆。可儿子却说北京太贵,保姆看孩子不放心。一来二去,媳妇去医院做了流产,不生了。

大儿媳就住在本市,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,多次跟老太太商量,自己工作忙,如果生了老二,还得拜托婆婆出山照看着。王大妈觉得,自己不比10年前,也快70岁了,老伴身体又差,“白天能帮着看看,晚上可得你们自己带”。这态一表,大儿媳顿时哑火,再也不提生二孩的事儿了。

这么一来,王大妈和老伴上火了,满心的内疚感,老伴天天嚷嚷“都怪自己拖累了全家”;王大妈也动不动掉眼泪,“这身体真不行了,对不起孩子们呀”。听了这情况,我真的非常感慨:都说允许生育二孩是个好政策,都说年轻人再生一个压力大,有谁知道,传导来传导去,有些老年人竟然也会背负着这么大的压力。

这些现象的根源还是因为社会服务水平较低。家政服务、保姆市场、敬老院服务等最基本的社会服务资源,还没有常态化、规范化,给民众足够的可依赖感。每个家庭在作各种规划的时候,都只能靠自己,靠最亲近的人。一旦哪一个环节跟不上,就搞得被动不已。人,是社会的人,可这个社会的公共服务,还不足以帮助个体撑起稳固的“支点”。

有这种内疚感甚至负罪感的,不只是我的邻居王大妈一家。据陕西省统计局4月12日发布的陕西省二孩生育意愿调查报告,近六成家庭无生育二孩意愿,当中66.39%的家庭是因为小孩养育经济成本太大;45.86%家庭的原因是无人照料导致人工成本大;而有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是“怕一个孩子孤单”……换个角度来讲,那六成 “无意愿”的人当中,也不乏有人会在作出“不生”选择后,还背负一定的沉重感,只是有太多不得已的苦衷而已。

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讲,鼓励生育,绝不是修改一下政策那么简单,也绝不是加强一下政策宣传那么容易。每个家庭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,“嵌入”到社会框架当中,作每一个选择,可能是感性的,可能是理性的,更多可能是感性和理性交织的——我们永远不知道哪一股力量影响了最终选择。

可是,社会永远都不能简单地代替家庭作选择,它只能是默默地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。增加生育产假是一种直接刺激,加大教育卫生投入是长远投资,而提高家政服务、养老服务等各类配套相关的社会服务水平,规范好婴幼儿奶粉与食品市场,培育一个健康的社会服务系统,也会为这种生育意愿输入一分信心。

在有生育意愿的前提下,“敢不敢”选择生二孩,说到底是对自己的未来生活敢不敢作一个健康的预期——预期社会环境会不断优化,预期自己与孩子会得到结构性安全感。增加天平这一端的分量,一时一刻的政策鼓励未必立竿见影,需要持续的耐心与大量的工作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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